印度总理

　　直言不讳

　　印度总理辛格3月底在出席伦敦20国峰会之前，接受了《金融时报》的专访。他比较了中印两国的经济前景，认为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则具有潜在脆弱性。“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金融时报》评论说，印度主要领导人如此直言不讳地公开发表印度与中国对比孰优孰劣的论断非常罕见。事实上，辛格总理的这番话也是针对印度国内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责难其民主政治体制实际绩效的公开回应。因为有不少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投资者都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中国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迅速果断的中央决策能力与资源集中与配置能力都让印度企业家敬畏有加。

　　我们或许会为印度总理这番如此自信而毫不自谦的话而震惊，甚至可能无法接受他对印度经济前景好于中国的自恋式判断。然而我们可能无法拒绝印证或反驳这一论断的欲望，并且可以通过许多已经公布的第三方国际数据，来考察和重新认知这个往往被我们忽略或轻视的邻国。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知识界还是社会大众中间，如果谈及对当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认：对身边这样一个文化迥异、制度不同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我们实在了解得太少太少。

　　“印度模式”的形成与推进

　　自1947年独立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经济一直在艰难而缓慢地发展。印度实行的是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混合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政府对经济计划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和重工业，限制私有企业，排斥外资。1991年印度爆发国际收支危机，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5%，外汇储备仅有10亿美元，只够维持３周的进口支付，当时的拉奥政府被迫实施经济改革，推出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即放松对私有经济发展的限制、加快国有经济改革、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实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30年里，长期保持3.5%的“印度速度”，到80年代提升到5.8%，9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又将增速提高到6%。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年中，印度经济明显加速，平均增长率超过8%，使印度成为中国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又一典范。

　　夏业良

　　自从“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成为媒体上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以来，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就已开始逐步调整收支计划安排，如何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应急储备，成为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共同选择。虽然政府一再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可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始终无法得到显著增强。因为刺激消费的关键点是让消费者拥有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并且社会保障安全网络能够切实有效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存需要和基本福利需求。

　　不过近期国内经济界似乎已被一种较为乐观的情绪所感染，有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而放言：中国经济即将走出低谷。这种乐观情绪的依据是近期的一连串统计数据。根据海关总署10日发布的数据，3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20．2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下降17.1％，进口下降25.1％，实现贸易顺差185．6亿美元，同比增加41．2％。最引人关注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表现良好，服装出口74.3亿美元，同比增长9.9%；鞋类20.8亿美元，增长7.7%；箱包9.8亿美元，增长11.7%。从环比角度看，服装出口增长72.5%，家具增长78.1%，鞋类增长42.6%，箱包增长90.7%。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调查的PMI指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3月一举越过标志着经济扩张与收缩分界线的50点关口，达到了52.4。而CPI较上年同期下降1.1%-1.3%；PPI较上年同期下降5%-6%。

　　今年前两个月，在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保持26.5%的同比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2%。全国发电量也出现了回升。

　　证券市场走出了一波大幅上扬行情，很多新基金的发行随之也创下新高。截至4月8日，今年成立的基金达33只，规模较去年有较大幅度增加。仅一季度成立的基金就达22只，募集规模达454.26亿元。在这些新基金中，以股票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有13只，总规模为238.58亿元。

　　的确，宏观经济正在好转，至少没有进一步恶化。无论是房地产，还是汽车销售数量都出现明显回升势头，而这两者都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其他方面，比如从能源、原材料交易数量和交通运输物流数量明显回升等方面，也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开始恢复活力，各地旅游的人也明显增多起来。

　　但我们的全面判断显然不能仅仅建立在短期有利数据的基础之上。为了恢复信心，政府全力以赴地动员各种资源，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的预期效果，但是同时也挤压和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因此短期刺激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巨大的。

　　全面拉动汽车消费的关键路径，笔者的看法是，一是要积极创造优惠条件，鼓励消费者提前更新老旧汽车，特别是那些排放超标的汽车，提前淘汰既有利于环保，又能拉动消费；二是要深化二手车市场的服务层次，提高服务水平，向潜在的消费者提供必要的相关信息。我国有3000多万的汽车保有量，如果有十分之一更新，对汽车市场的拉动效应就相当巨大。

　　此次的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特别鼓励农民买车。从2009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政府安排50亿元，对农民报废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换购轻型载货车，以及购买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这与政府对家电下乡给予补贴颇有类似之处。这样农民买摩托车与买家电一样，也可以获得政府补贴了。

　　规划特别强调要支持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支持汽车零部件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大家都知道，多年来中国汽车产业结构格局大致可以用“散、乱、差”来形容，好几十家汽车企业年产都不足五万辆，有的甚至还不足一万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救助这样的企业，如果长期经营不善，毫无规模经济效益，没有竞争能力，该破产就让它破产吧，这就是市场经济。

　　从总体上看，规划所反映出的新政策还是一个宏观意向性的目标指向，从执行操作层面上，需要拿出具体的规则，如何结合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把我国汽车产业的兼并重组真正搞好，需要社会上方方面面来认真研究和考虑。

　　规划也着重提出要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推动电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产业化。中央财政安排补贴资金，支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在大中城市示范推广。

　　有些遗憾的是，本次规划没有能出台像减免购置税这样的政策来鼓励新能源车。此前，一汽丰田、比亚迪等已经推出新能源车的厂家，都希望国家能减免混合动力车、电动车等新能源车的购置税，以鼓励消费者购买，尽快使新能源车的销量得到提升。

　　从科学发展应用的角度来看，电动车的普及当然需要一个阶段，而目前这个阶段既是一个起步的过程，也可能是个加速认同的过程。

　　其实中国在电动车上也有优势，一个是永磁电机。永磁材料是中国的强项，过去我们出口原材料，现在则有可能出口成品，欧洲、美国和日本都在中国选择永磁电机。另外，中国具有很长的电池产业链，技术上是日本第一、韩国第二、中国第三；产量上是中国第一、日本第二、韩国第三；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比中国强。首先在价钱上就比他们便宜，虽然在可靠性上可能还赶不上日本。但日本电池价格很贵，我们多数人用不起。

　　毋庸置疑，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人口大国举办奥运会，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前期或起飞阶段举办奥运会，最有可能刺激投资快速增长，而且通常伴随着政府的强力推动与巨额投入。但这种效应往往会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明显消失。

　　人们常常提及的例子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率从当年的13.1%下降到次年的5.2%；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经济增长率也从10.6%下降到次年的6.7%。巴塞罗那、悉尼及雅典奥运会之后，西班牙、澳大利亚与希腊的经济增长也在次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但奥运会之后的经济萧条也并非必然现象，比如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率从奥运会之前的3.7%上升到奥运会之后的4.5%。

　　由此可见，举办奥运会虽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某一城市甚或某一国家经济繁荣的信号，但它并非一定会导向经济增长率的显著下滑。具体说来，举办奥运会城市的经济规模以及对全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多大，起着相当重要的决定作用。假如该城市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20%，那么该城市不仅具有极其强大的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而且也同时具有使奥运之后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潜在可能。

　　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所公布的近期统计数据，北京市经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6%。北京的奥运会场馆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约3000亿元，按奥运投入期4年分摊，平均每年750亿元，仅占中国过去4年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0.55%-1.06%。显然这一微不足道的比例不足以使中国经济整体受到明显下滑的拖累。再者，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人们预期中的惯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就业压力又对增长率显著下滑形成了政策层面的牵制。

　　在笔者看来，真正值得担忧的倒不是奥运之后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明显下滑或者衰退，而是我们历经30年的转轨进程将面临拐点，由于原有的改革的动力已经弱化，下一轮发力需要寻找到新的发动机和动力源泉。产业结构或者产业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只能有限地改善总体乐观的经济业绩。而根本层面上的制度变革和生产要素的全面市场化交易，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

　　1978年到2008年，既是我国资源开发和社会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体系逐步转轨的30年。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大凡转轨（无论是价格转轨还是机制转轨）总是要有一定的时限，人们在转轨之前总是希望有一稳定预期。如今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一历史节点上，我们是否已经到达预期的转轨目标？如果还没有到达，那么还需要多少年或者需要什么附加条件才能达成？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一国经济而言，有时可能既要考虑眼前的问题，又要思虑未来的隐忧。而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府和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判断是相当乐观的，所以国人经常听到的是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中国经济将会如何如何，而对眼前的困难和难题却并未感到莫大的忧虑。

　　从去年底开始，有关中国经济的近忧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先是对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以及流动性过剩的担忧，到今年上半年，对于流动性过剩的担忧已经转变为对通货膨胀水平持续上升的担忧。

　　这种担忧当然是有根据的。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0.6%，环比回落0.7个百分点，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 10.1%，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也在回落。5月和6月，CPI同比涨幅环比分别回落0.8个和0.6个百分点，CPI环比分别下降0.4%和0.2%。

　　GDP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是符合政府宏观调控意图的，虽然全年GDP增长下降到8%的可能性不大，但力图回归到一位数的增长率，至少反映出中央政府不希望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的谨慎态度。根据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今年全年GDP增长大致会在9%左右，否则不足以抵御势头难降的通货膨胀压力。

　　虽然5、6月CPI略有下降，但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7.9%，通胀总体水平依然偏高。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9%以上的高增长和3%以下的低通胀和4%以下的低失业率，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预期。从近两年的实际情况看，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均保持极其缓慢的微升状态，实在是一种非常态。可以说，已经积聚很久的通货膨胀压力总要有一定程度的释放。

　　我以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当然不能说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但也绝非什么“输入型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的成因推给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国际上有些人把中国说成是通货膨胀的输出国一样荒唐。中国经济的近忧至少还包括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依然是不断上升和扩大的国内需求。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远虑首先是能源危机，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而能源储备、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长期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其次是国家创新能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果在近十年里不能在专利发明、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方面有重大转变和突破，很可能会错失最有利的跃升时机，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将会出现整体下滑。

　　中央上月提出了“保持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保一控”的方针，反映出政策层面的重点有调整，从去年下半年侧重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以及流动性过剩，转向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通货膨胀水平的持续上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些目标和要求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落实的情况实在难以令人乐观。其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变革滞后，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已经花费接近30年的时间，对于何时完成这种转轨和过渡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对于宪政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推进路径仍然没有达成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当然有理由为近年来有可能出现诸多意外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