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级距。

  大家都很关注这一权威信息。在过去五年里，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一直此起彼伏，从未停息。也有两会代表和委员透露说准备在两会中公布自己的提案，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或3500元左右。

  过去十年来，笔者曾写过一系列有关个人所得税制的时评，强调目前中国尚无较为完整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制，仅关注和调整个税起征点，而不立足于个人所得税整体制度的建立，是个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一个以家庭为主体征收单位、包括被赡养人口扣除额以及其他可扣除额的个人所得税制。现在，笔者想借这次个人所得税修正案的东风，再谈点想法。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式的，其政策含义在于收入越多，税负越重，最高一级达到45%的高位。然而在现实中，大家已经注意到，对个税贡献比重最大的，并非政策所针对的高收入阶层，反而是收入微薄的普通工薪阶层税负沉重，工薪收入阶层通常无法偷税漏税，而高收入阶层却有办法可能通过各种方式逃避税收，或只是象征性地纳税。

  财政部2009年曾发布《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报告，对“个税起征点是否应该上调”争议给予正面回应，表示大幅提高起征点后，高收入群体受惠多，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反而会受损。遗憾的是，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结论，至今却未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经验数据和翔实的理论分析。

  另外，这份由财政部个人所得税课题研究组撰写的报告还披露，2008年全国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的人数为240万人（从这一数字就可看出，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人口群体显然被大大低估了，或者说实际自行申报的人口数量可能不到应报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一），约占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3％；缴纳的税额为1294亿元，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35％；自行申报人员多集中在电力、金融、石油、电信等部门和公司股东、企事业高管等职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截至2010年3月31日申报期结束，全国共有2689150人到税务机关办理2009年度个税自行纳税申报，与上年同期相比，申报人数增加287573人，增长12％。纳税人人均申报年所得额34.78万元，人均申报应纳税额5.24万元。申报已缴税额1384亿元，比上年增加108亿元，增长9％。

  把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白领工薪阶层定为高收入群体，显然大可商榷。如今，大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生活、工作过的居民都知道，在这些大都市里年收入12万元的白领工薪阶层生活和工作压力沉重，再加上针对性较强的税收负担，其实际效用函数值或幸福感指数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高。

  首先，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在一些经济领域，原先积极推进的市场化进程已被代之以资源垄断和权力配置机制。从第一季度GDP增长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在总量增长方面呈现出过快和过热的现象。其中主要推动因素是各级政府通过集中扩大投资和信贷规模，强力拉动GDP这一单项经济指标，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化了国有工业部门和企业在增长中的比重和市场份额。

  工业生产增长明显，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8%，1到4月份累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7.6%，集体企业增长12.0%，股份制企业增长19.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6.8%。重工业增长19.4%，轻工业增长14.1%。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8.4%。从数据来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增长率似乎差距不大，但实际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整体中占据份额仍然较大，股份制企业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由国有部门控制的。同时，笔者认为在所有制的类别划分中，集体企业的界定较为含混。

  今年前4个月，中央项目投资3833亿元，同比增长10.6%；地方项目投资42910亿元，增长27.6%。内资企业投资43066亿元，同比增长28.1%；港澳台商投资1627亿元，增长13.0%；外商投资1866亿元，增长1.3%。相比之下，外商投资增长与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差距明显。而且，地方项目投资增幅远超中央项目投资，并不能说明整体投资的集中程度在减弱，因为从投资方向分析，各地投资的趋同化态势非常明显。

  这些数据凸显出的事实是，经济增长方式仍主要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集中投资带来的有限规模经济效应，单位产出效率和能耗比例关系仍未得到显著改进，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占据绝大多数资源和能耗的主体。而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仍然受到挤压和蚕食，同时地方政府举债总规模已达七万多亿，这是隐含着不小风险的。

  今年“两会”期间大家较为疑惑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设定CPI控制目标方面是否显得过于乐观和自信了？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仍坚持认为，今年物价水平控制在3%的目标，概括起来是“有难度，能实现”。但相当一部分学者和市场观察者认为这一目标达成的概率比较低。

  笔者认为，下半年的通胀压力将持续增加，而国家的相关政策则可能会前紧后松，因为在第三季度甚至第四季度大幅度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存在一定风险，也可能产生其他方面的副作用。比如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预期，可能迫使政府继续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对未来的经济态势与政策前景缺乏稳定的预期，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利润空间不断缩小，致使不少企业家萌生退出之意。可是有谁来接手呢？打拼了那么多年，当然不甘心以超低价格出让给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那么转让给其他民营企业家呢？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

  经济动荡时期，民营企业家信心明显受挫，一些人也只是勉强维持着，同时也在考虑结构性调整和战略性转移之策。

  在过去两年里，至少笔者所遇到的此类企业家，已经超出一打。其中有些已经退出，套现了部分资产和现金。设想一下，在什么样的氛围下，会有大批有胆之士涌入市场试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冲浪搏击，最终修炼成为市场认可的企业家？在什么样的氛围下，他们又变得瞻前顾后，恨不得全身引退？

  经济学家对动物精神的阐述，源于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构建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代表作《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当时，凯恩斯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突出个人（企业家）信心对经济后果的重要作用：如果要使国家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带动经济走向繁荣，投资家和企业家必须在预期并不明朗时依靠他们的勇气或冒险精神，把他们的钱再度投入市场之中。

  凯恩斯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情感可以由消费者信心来加以测度。信任也可以被包括在“动物精神”之中或者经由它而产生。除了由投机所引发的不稳定性之外，还有人类本性特征所引发的不稳定性，我们积极行动的相当大一部分动力依赖于自发而无意识的乐观主义，而不是依赖于数量化的预期，无论是道德的、效用主义的还是经济的预期。大多数经济行为源于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很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人类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预期具有可变性，这种可变性常常由“动物精神”所驱动。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所进行的长期预期包含很大比重的非理性冲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乔治· 阿克洛夫教授和行为金融学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在他们近期畅销的《动物精神》一书中，对凯恩斯的动物精神一说作了这样的阐述：“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语和中世纪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词是‘心灵的’或是‘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

  在现代经济学中，“动物精神”具有略微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它被用来特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还意味着我们和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特有联系。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

　　我们需要发问的是，当前的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和产能过剩究竟是如何形成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认了多种要素分配的合理性，随之大力倡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此后又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国退民进”的战略决策，这些重大方针和战略在最近的六七年时间里如何演变为“国进民退”的计划复归模式？从下述例子中，笔者以为似可窥一斑。

　　据报道，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山东钢铁集团和日照钢铁早些时候签订了重组意向书，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拟收购民营的日照钢铁三分之二的股份，由山钢集团重组日照钢铁。山钢集团是一家新成立的集团公司，2008年3月，由产量分别位居全国第六和第七的山东济南钢铁集团和莱芜钢铁集团重组而成，由山东省政府控股。按照产能衡量，山东钢铁集团目前是全球排名第九大的钢铁制造商。

　　今年上半年，在许多国有钢厂亏损之际，日照钢铁盈利18亿元人民币，在去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日照钢铁的多数股权所有人杜双华名列第二。为避免被山钢集团收购，他尽了很大的努力。据香港媒体报道，杜双华将日照钢铁大约30%的股份低价转让给了香港上市的开源控股。

　　根据山钢集团的说法，重组日照钢铁完成后，山钢集团将得以加速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的建设。如果济钢和莱钢各自完成整体上市，那么整合而成的山钢集团也将借势整体上市，变成一家A股超大的钢铁类上市公司。山钢集团将向日照钢铁注入160亿元人民币新资本，换取其三分之二的股份，剩余的股份由杜双华及其香港上市的新合作伙伴共同持有。实际上，按产能衡量规模为日照钢铁3倍的山钢集团，在去年整合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之后，仅今年上半年合计亏损约13亿元。据《胡润百富榜》的保守估计，去年底日照钢铁价值约300亿元人民币，但山钢集团的投资报告却将该公司估价为80亿元左右。

　　政府的力量只能让经济止跌，而经济复苏和长远的发展，则必须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靠社会投资而非政府集中投资形成新的增长点。不少民营企业家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目前的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为有利，这是造成 “国进民退”之现象的主要因素。

　　另有民营企业家抱怨说：我们在银行的信贷记录很好，却贷不到款。经济危机来了，国有企业有保障，而民营企业将难以生存。政府出台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比重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类，居首位的是铁路建设投资，这是否会强化铁路部门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格局？另外国电在做硅材料，华能和大唐也想进入风机，如果他们建立起制造能力，那将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垄断。民营企业报价再低也得不到机会了，这样国内能源市场的开放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印度总理

　　直言不讳

　　印度总理辛格3月底在出席伦敦20国峰会之前，接受了《金融时报》的专访。他比较了中印两国的经济前景，认为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则具有潜在脆弱性。“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金融时报》评论说，印度主要领导人如此直言不讳地公开发表印度与中国对比孰优孰劣的论断非常罕见。事实上，辛格总理的这番话也是针对印度国内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责难其民主政治体制实际绩效的公开回应。因为有不少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投资者都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中国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迅速果断的中央决策能力与资源集中与配置能力都让印度企业家敬畏有加。

　　我们或许会为印度总理这番如此自信而毫不自谦的话而震惊，甚至可能无法接受他对印度经济前景好于中国的自恋式判断。然而我们可能无法拒绝印证或反驳这一论断的欲望，并且可以通过许多已经公布的第三方国际数据，来考察和重新认知这个往往被我们忽略或轻视的邻国。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知识界还是社会大众中间，如果谈及对当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认：对身边这样一个文化迥异、制度不同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我们实在了解得太少太少。

　　“印度模式”的形成与推进

　　自1947年独立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经济一直在艰难而缓慢地发展。印度实行的是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混合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政府对经济计划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和重工业，限制私有企业，排斥外资。1991年印度爆发国际收支危机，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5%，外汇储备仅有10亿美元，只够维持３周的进口支付，当时的拉奥政府被迫实施经济改革，推出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即放松对私有经济发展的限制、加快国有经济改革、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实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30年里，长期保持3.5%的“印度速度”，到80年代提升到5.8%，9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又将增速提高到6%。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年中，印度经济明显加速，平均增长率超过8%，使印度成为中国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又一典范。

　　夏业良

　　自从“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成为媒体上频繁出现的主题词以来，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就已开始逐步调整收支计划安排，如何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应急储备，成为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共同选择。虽然政府一再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可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始终无法得到显著增强。因为刺激消费的关键点是让消费者拥有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并且社会保障安全网络能够切实有效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存需要和基本福利需求。

　　不过近期国内经济界似乎已被一种较为乐观的情绪所感染，有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而放言：中国经济即将走出低谷。这种乐观情绪的依据是近期的一连串统计数据。根据海关总署10日发布的数据，3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20．2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下降17.1％，进口下降25.1％，实现贸易顺差185．6亿美元，同比增加41．2％。最引人关注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表现良好，服装出口74.3亿美元，同比增长9.9%；鞋类20.8亿美元，增长7.7%；箱包9.8亿美元，增长11.7%。从环比角度看，服装出口增长72.5%，家具增长78.1%，鞋类增长42.6%，箱包增长90.7%。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调查的PMI指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3月一举越过标志着经济扩张与收缩分界线的50点关口，达到了52.4。而CPI较上年同期下降1.1%-1.3%；PPI较上年同期下降5%-6%。

　　今年前两个月，在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保持26.5%的同比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2%。全国发电量也出现了回升。

　　证券市场走出了一波大幅上扬行情，很多新基金的发行随之也创下新高。截至4月8日，今年成立的基金达33只，规模较去年有较大幅度增加。仅一季度成立的基金就达22只，募集规模达454.26亿元。在这些新基金中，以股票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有13只，总规模为238.58亿元。

　　的确，宏观经济正在好转，至少没有进一步恶化。无论是房地产，还是汽车销售数量都出现明显回升势头，而这两者都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其他方面，比如从能源、原材料交易数量和交通运输物流数量明显回升等方面，也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开始恢复活力，各地旅游的人也明显增多起来。

　　但我们的全面判断显然不能仅仅建立在短期有利数据的基础之上。为了恢复信心，政府全力以赴地动员各种资源，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的预期效果，但是同时也挤压和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因此短期刺激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巨大的。

　　全面拉动汽车消费的关键路径，笔者的看法是，一是要积极创造优惠条件，鼓励消费者提前更新老旧汽车，特别是那些排放超标的汽车，提前淘汰既有利于环保，又能拉动消费；二是要深化二手车市场的服务层次，提高服务水平，向潜在的消费者提供必要的相关信息。我国有3000多万的汽车保有量，如果有十分之一更新，对汽车市场的拉动效应就相当巨大。

　　此次的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特别鼓励农民买车。从2009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政府安排50亿元，对农民报废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换购轻型载货车，以及购买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这与政府对家电下乡给予补贴颇有类似之处。这样农民买摩托车与买家电一样，也可以获得政府补贴了。

　　规划特别强调要支持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支持汽车零部件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大家都知道，多年来中国汽车产业结构格局大致可以用“散、乱、差”来形容，好几十家汽车企业年产都不足五万辆，有的甚至还不足一万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救助这样的企业，如果长期经营不善，毫无规模经济效益，没有竞争能力，该破产就让它破产吧，这就是市场经济。

　　从总体上看，规划所反映出的新政策还是一个宏观意向性的目标指向，从执行操作层面上，需要拿出具体的规则，如何结合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把我国汽车产业的兼并重组真正搞好，需要社会上方方面面来认真研究和考虑。

　　规划也着重提出要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推动电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产业化。中央财政安排补贴资金，支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在大中城市示范推广。

　　有些遗憾的是，本次规划没有能出台像减免购置税这样的政策来鼓励新能源车。此前，一汽丰田、比亚迪等已经推出新能源车的厂家，都希望国家能减免混合动力车、电动车等新能源车的购置税，以鼓励消费者购买，尽快使新能源车的销量得到提升。

　　从科学发展应用的角度来看，电动车的普及当然需要一个阶段，而目前这个阶段既是一个起步的过程，也可能是个加速认同的过程。

　　其实中国在电动车上也有优势，一个是永磁电机。永磁材料是中国的强项，过去我们出口原材料，现在则有可能出口成品，欧洲、美国和日本都在中国选择永磁电机。另外，中国具有很长的电池产业链，技术上是日本第一、韩国第二、中国第三；产量上是中国第一、日本第二、韩国第三；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比中国强。首先在价钱上就比他们便宜，虽然在可靠性上可能还赶不上日本。但日本电池价格很贵，我们多数人用不起。

　　毋庸置疑，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人口大国举办奥运会，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前期或起飞阶段举办奥运会，最有可能刺激投资快速增长，而且通常伴随着政府的强力推动与巨额投入。但这种效应往往会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明显消失。

　　人们常常提及的例子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率从当年的13.1%下降到次年的5.2%；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经济增长率也从10.6%下降到次年的6.7%。巴塞罗那、悉尼及雅典奥运会之后，西班牙、澳大利亚与希腊的经济增长也在次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但奥运会之后的经济萧条也并非必然现象，比如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率从奥运会之前的3.7%上升到奥运会之后的4.5%。

　　由此可见，举办奥运会虽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某一城市甚或某一国家经济繁荣的信号，但它并非一定会导向经济增长率的显著下滑。具体说来，举办奥运会城市的经济规模以及对全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多大，起着相当重要的决定作用。假如该城市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20%，那么该城市不仅具有极其强大的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而且也同时具有使奥运之后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潜在可能。

　　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所公布的近期统计数据，北京市经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6%。北京的奥运会场馆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约3000亿元，按奥运投入期4年分摊，平均每年750亿元，仅占中国过去4年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0.55%-1.06%。显然这一微不足道的比例不足以使中国经济整体受到明显下滑的拖累。再者，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人们预期中的惯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就业压力又对增长率显著下滑形成了政策层面的牵制。

　　在笔者看来，真正值得担忧的倒不是奥运之后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明显下滑或者衰退，而是我们历经30年的转轨进程将面临拐点，由于原有的改革的动力已经弱化，下一轮发力需要寻找到新的发动机和动力源泉。产业结构或者产业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只能有限地改善总体乐观的经济业绩。而根本层面上的制度变革和生产要素的全面市场化交易，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

　　1978年到2008年，既是我国资源开发和社会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体系逐步转轨的30年。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大凡转轨（无论是价格转轨还是机制转轨）总是要有一定的时限，人们在转轨之前总是希望有一稳定预期。如今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一历史节点上，我们是否已经到达预期的转轨目标？如果还没有到达，那么还需要多少年或者需要什么附加条件才能达成？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一国经济而言，有时可能既要考虑眼前的问题，又要思虑未来的隐忧。而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府和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判断是相当乐观的，所以国人经常听到的是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中国经济将会如何如何，而对眼前的困难和难题却并未感到莫大的忧虑。

　　从去年底开始，有关中国经济的近忧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先是对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以及流动性过剩的担忧，到今年上半年，对于流动性过剩的担忧已经转变为对通货膨胀水平持续上升的担忧。

　　这种担忧当然是有根据的。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0.6%，环比回落0.7个百分点，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 10.1%，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也在回落。5月和6月，CPI同比涨幅环比分别回落0.8个和0.6个百分点，CPI环比分别下降0.4%和0.2%。

　　GDP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是符合政府宏观调控意图的，虽然全年GDP增长下降到8%的可能性不大，但力图回归到一位数的增长率，至少反映出中央政府不希望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的谨慎态度。根据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今年全年GDP增长大致会在9%左右，否则不足以抵御势头难降的通货膨胀压力。

　　虽然5、6月CPI略有下降，但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7.9%，通胀总体水平依然偏高。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9%以上的高增长和3%以下的低通胀和4%以下的低失业率，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预期。从近两年的实际情况看，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均保持极其缓慢的微升状态，实在是一种非常态。可以说，已经积聚很久的通货膨胀压力总要有一定程度的释放。

　　我以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当然不能说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但也绝非什么“输入型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的成因推给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国际上有些人把中国说成是通货膨胀的输出国一样荒唐。中国经济的近忧至少还包括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依然是不断上升和扩大的国内需求。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远虑首先是能源危机，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而能源储备、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长期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其次是国家创新能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果在近十年里不能在专利发明、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方面有重大转变和突破，很可能会错失最有利的跃升时机，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将会出现整体下滑。

　　中央上月提出了“保持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保一控”的方针，反映出政策层面的重点有调整，从去年下半年侧重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以及流动性过剩，转向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通货膨胀水平的持续上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些目标和要求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落实的情况实在难以令人乐观。其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变革滞后，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已经花费接近30年的时间，对于何时完成这种转轨和过渡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对于宪政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推进路径仍然没有达成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当然有理由为近年来有可能出现诸多意外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