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底开始，有关中国经济的近忧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先是对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以及流动性过剩的担忧，到今年上半年，对于流动性过剩的担忧已经转变为对通货膨胀水平持续上升的担忧。

　　这种担忧当然是有根据的。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0.6%，环比回落0.7个百分点，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 10.1%，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也在回落。5月和6月，CPI同比涨幅环比分别回落0.8个和0.6个百分点，CPI环比分别下降0.4%和0.2%。

　　GDP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是符合政府宏观调控意图的，虽然全年GDP增长下降到8%的可能性不大，但力图回归到一位数的增长率，至少反映出中央政府不希望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的谨慎态度。根据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今年全年GDP增长大致会在9%左右，否则不足以抵御势头难降的通货膨胀压力。

　　虽然5、6月CPI略有下降，但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7.9%，通胀总体水平依然偏高。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9%以上的高增长和3%以下的低通胀和4%以下的低失业率，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预期。从近两年的实际情况看，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均保持极其缓慢的微升状态，实在是一种非常态。可以说，已经积聚很久的通货膨胀压力总要有一定程度的释放。

　　我以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当然不能说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但也绝非什么“输入型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的成因推给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国际上有些人把中国说成是通货膨胀的输出国一样荒唐。中国经济的近忧至少还包括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依然是不断上升和扩大的国内需求。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远虑首先是能源危机，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而能源储备、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长期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其次是国家创新能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果在近十年里不能在专利发明、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方面有重大转变和突破，很可能会错失最有利的跃升时机，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将会出现整体下滑。

　　中央上月提出了“保持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保一控”的方针，反映出政策层面的重点有调整，从去年下半年侧重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快增长以及流动性过剩，转向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通货膨胀水平的持续上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些目标和要求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落实的情况实在难以令人乐观。其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变革滞后，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已经花费接近30年的时间，对于何时完成这种转轨和过渡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对于宪政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推进路径仍然没有达成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当然有理由为近年来有可能出现诸多意外而担忧。

　　希望决策层能够未雨绸缪，以免陷入临阵磨刀、应接不暇的尴尬境地。

　　提问频率最高的问题是：对于这次大地震，我们应该总结哪些教训？我的答复是，要总结的教训很多，比如说地震监测分析和预报发布，直升飞机在恶劣气候下的降落难题、救援专业队伍的组建和常年训练，更加有效的救援设备和救援仪器、工具，专用灯具，特殊铲车和运料车，以及适用于救灾现场的医疗救护设备和担架、吊索运人车等。

　　许多媒体关注灾后重建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窃以为，灾后震区的建设不能是简单的“就地重建”或者“易地建新”，而是应当考虑长期发展与自然生态、环保、节能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且考虑到人居建筑及配套公共设施的“革命性”理念，比如说：如何利用太阳能、风能，如何开发轻型防震的新型建筑材料，如何开发出既适宜当前需求，又能满足未来持续开发的开放型建筑体系（比如卫星电视、卫星电话、有线和无线网络、天然气等方面设施的安装和转接）。

　　至于说此次地震对我国GDP影响会有多大？我认为直接的经济影响不会很大，因为震区并非经济发达地区，其产值的减少和直接物质损失所带来的派生性产值下降，还不足以使我国今年的GDP受到明显影响，但更具体的测算，只能在比较准确的统计数据公布之后才能展开。

　　政府的反通胀措施不会因为地震灾情而改变，但通胀压力也不会因为局部灾情而出现大幅度变化，比如有人担忧作为生猪饲养和粮食主产区之一的地震灾区，可能会因为生猪和庄稼部分受损，饲料供给紧张而产生猪肉和粮食价格的明显上升。但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有效监督稳定当地物价，另一方面会通过宏观调控，进行跨地区的调拨和储运，因而不至于形成额外的全国整体物价上涨压力。

　　这次地震对于震区的旅游、教育、卫生、交通、文物档案等行业和部分制造业影响较大，因为大批旅游项目计划定单被取消，一年内旅游服务业很难恢复元气。而学校、医院、绝大部分企业和事业单位建筑和设施以及公路、桥梁等毁坏严重。

　　在中央政府的专项财政援助和特殊关照下，震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或有可能略为松动，使之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但不会影响全国的财政政策基调，信贷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松动，但有可能根据震区的实际需要，给予震区特别的信贷资金安排，以帮助恢复经济和灾后重建工作。

　　与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不同，改革30年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大众商品消费阶段，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这次大地震不仅夺去了数万人的宝贵生命，而且还使几十万人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大部分丧失。因此，如何解决部分身无分文的灾民日常生活费用，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民生问题。

　　我们注意到：近期银行体系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震区储户简化取款手续，凭借身份证或政府相关机构和户籍管理部门开出的有效身份证明即可提取存款。此外政府除暂时发放必需的生活日用品外，还将提供少量的现金援助补贴，并积极组织和提供以工代赈的就业机会。

　　鉴于震区有许多家庭成为残缺的单亲家庭，有些人甚至成为原家庭中的仅存者或孤儿，政府已经公布针对震区的对应补偿式人口生育政策措施，在就业方面，鉴于恢复生产和灾后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政府除尽可能提供以工代赈的就业机会，还可能组织和鼓励一部分劳动力向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转移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灾后建设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这里所提及的仅仅是很少的一小部分。笔者希望全社会都来认真思考和探讨灾后建设问题，同时积极有效地吸取这场灾难以生命为代价而昭示出的某些深刻教训，亡羊补牢，虽晚不辍。只要我们不健忘、不忌讳、不放弃、不泄气，经过长时期的认真反思和科学探索，就有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预警防范机制，就有可能减少未来灾害发生的概率，并且将灾难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最近和企业家朋友聚会时，听到部分企业家担忧中国经济近期将发生重大危机的说法，他们根据自己的信息渠道和部分可获得数据，纷纷推测中国有可能发生类似20世纪30年代经济崩溃或70年代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经济滞胀那样的巨大危机，而且似乎是越分析越感到悲观和揪心，因而希望经济学家能够给予比较确切翔实的分析。

　　关于类似的说法，过去十年似乎从未绝迹，国内外有关“中国崩溃论”的看法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这次“崩溃论”重新抬头，好像并不能一笑了之。

　　企业家的危机感从何而来？在人们心目中，能够被称为“企业家”的那些人，多半是先富起来者，是在今日社会上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的能人，其中不少人不但具有非凡的生意经，而且往往还有玲珑八方、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通天本领。他们根本无须为柴米油盐担忧，就算CPI上升到两位数，他们也不至于担忧吃不上饭。

　　但是他们看到了米价的上涨，柴油的短缺，出口优惠政策的淡出，企业竞争条件的恶化，资本市场的利空和疲软，银行压缩信贷规模的约束，他们还听说粮食储备并不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充裕，税收政策进一步恶化，新《劳动合同法》对部分行业中小企业的冲击等等，这一系列消息和猜测使他们的眉头紧锁了起来，以至于少数企业家甚至考虑自己生产和储备部分粮食，以预防不测风云。

　　笔者通常不愿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只有经过广泛的调查和系统的数据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翔实可靠的结论。但被逼无奈，常常也就不得不说上几句自己的分析和看法。作为国家统计局定期征集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意见的数十位经济学家之一，笔者近年来除每年获赠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之外，每月还收到国家统计局的月度统计数据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从相关数据和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来看，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现可以支持预警信号的数据和真实迹象。

　　但是从审慎的角度来看，至少国人在2008年到来以前对“奥运之年”中国经济态势的过度乐观和偏高预测，似乎大有修正的必要。首先，外部经济环境出现了一些负面因素，包括石油价格和黄金价格屡创新高，美国次贷危机一波一波持续震荡，美元大幅度贬值，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萎缩，许多国家的企业都出现利润率下降，竞争力不足的态势。

　　其次，自去年明显呈现的流动性过剩以及粮、油、猪肉等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的波动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推向十年来的新高，资本市场在2007年的“信心驱动型牛市”之后，竟然一蹶不振，疲态毕现。即便近期政府的相关措施对恢复部分市场信心有所裨益，出现短期反弹行情，但仍然不抵熊力强劲的颓势。

　　估计五、六 、七这三个月的行情，现在各方的调子都已经大为谨慎，能够上升一两千点已属不易，仅靠政府继续出台利好政策，要想超过六千点，恐怕难以奏效。看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盈利回报模式，真的已经到了非进行制度性变革不可的关键阶段。如果上市公司仅把资本市场作为初始融资和扩展融资的主要手段，而继续忽略给予投资者的红利回报和送配股激励，那么企业趋之若鹜地在资本市场圈钱，“空手套白狼”式的那种“一本万利”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

　　上述多种因素都促使人们改变经济预期，并进而去积极而有效地应对。根据笔者近期的初步测算、分析和判断, 今年的CPI大概很难低于6.2%, 城镇公开登记失业率接近5%, 而GDP增长将调整到9%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比降低6%至10%，出口额将下降8%以上。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将进一步上升，全国平均上升水平将达到8%以上。

　　可以明确地说，虽然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经济崩溃那样的危机离我们仍然很遥远，但是经济高速增长、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资本市场急剧扩展以及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大幅度稳定增长的“黄金十年”或许即将结束。

　　盛世危言，或有忌讳，但利大于弊，不说不快，是以言之，而惟愿笔者所言仅为杞人忧天之虑。

　　劳资关系应当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仅仅保护其中一方的利益，而忽略甚至有意削弱另一方的实际利益，就不可能形成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目前有一种泛道德的舆论倾向——动辄自命是站在弱势群体角度考虑问题，最终却往往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

　　法律不但追求公正，也讲究理性和逻辑，立法程序本身必须具有法理基础，既不能让弱者遭受损失，但也不能过度偏向弱者。当然，在实际运行中，资方的话语操作权大大高于雇员，而雇员缺乏话语权，甚至无法发出声音，并且在经济上也没有足够的自立能力。一些法律条款他们可能也不太明白，需要有人给他们阐释。一些条文可能会对他们的权利带来潜在的危害还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现。所以，需要有一些劳工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予以阐释。这个普及工作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

　　但是我们不能以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思路来设计劳资关系，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资方——市场经济中的大多数中小企业也是需要法律保护和激励的，如果他们的利益普遍受损，可以想见的是，劳方的利益也必然受损。

　　对新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反应比较强烈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会损害雇主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增加一些附属条款，或者补充说明。在企业中，员工因为违反企业规定或达不到业绩要求，甚至因为经济不景气而被解雇都是很正常的，企业应当拥有自由解雇权。但是，解雇权的使用要特别审慎，并具有充分的理由，不能给漠视劳动者权利的人以可乘之机。

　　从感情层面上说，我们更愿意同情雇员一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工会，有许多人从事劳工关系方面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可以忽略或者不顾雇主的权益。立法的目的不是要打击和消灭富人，而应当是让中国产生越来越多的富人。而新劳动合同法中有些规定，让中小企业雇主觉得他们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害或者被削弱。

　　中国各类企业之间不平等的待遇比较明显，大型的垄断国企生存条件特别好，还经常能够得到特殊优惠，比如中石化就可以得到亏损补贴，而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我们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比较艰难。新劳动合同法对此没有区别对对。比如说，垄断国企的雇主员工应当怎么加以约束，对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小企业，应给予怎样的激励和保护，这些利益思考在新劳动合同法里面就没有体现出来。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一些企业家因为担心严格执行新法后利润降低，所以反复嚷嚷以转移注意力，好像他们受到莫大的伤害。不是已经有人作了最悲观的预测了吗：如果新劳动合同法就这样实施，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都会跑到东南亚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市场中去。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的均衡稳定，是长期博弈的结果。在此博弈中间，除了劳资双方外，还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并且工会组织并非人们想象的以工人为代表，而是以专业人士为代表。一般工会的谈判代表和领导人都是劳工问题专家、法律专家、产业心理学家甚至大学教授，他们具有专业知识，有长期的研究。政府最终认同双方的博弈结局，出台相应的法律。到那时的规则就比较符合双方利益了。也就是说劳资双方的这种争执发生在立法过程中，而不是在颁布实施之后。

　　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能够产生比较有效的结果，就应允许劳资双方长期博弈。当然这里有个问题，鉴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可能需要更多学者专家去帮助劳工来争取权利。这个帮助大有文章可做，因为我们要尽力避免许多国家都走过的弯路：从保护穷人的立场制定的法律最终往往却损害穷人利益。关于这点，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不少例证，比如最低工资法往往损害低技能工人利益，有可能增加失业。再比如在二战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纽约市政府对纽约房租的价格有一个最高限制，结果纽约市可供出租的住房供给大幅减少，实际的房租反而上涨了，穷人反倒租不到能够支付得起的房子。因此，有时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未必得到良好的结果。